来源:自然资源科普与文化
作者:吕林素、王誉婉 、陈春琳
发布时间:2024-07-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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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是地球上蕴藏最丰富、分布最广的化石燃料。工业革命之前,人类在三四百万年演进过程中,薪柴与火的相遇开启了首个能源时代——薪柴时代。此间人类能够掌控的能量,主要是薪柴这类活体生物质能,即第一代主体能源,而作为非主流的煤炭也是其有益补充。特别是我国宋朝的“柴荒”,曾使得深埋于地下的煤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机遇。于是煤炭的应用便进入了大众视野,也进入了“寻常百姓家”。
煤炭被历代文人墨客赞叹,“投泥泼水愈光明,烁玉流金见精悍。”(北宋·苏轼《石炭歌》),赞美煤的品质上乘;“何年下掘得石炭,劫灰死凝黑龙骨。”(元·刘崧《石炭行》),描写了开采煤炭的危险与艰辛;“凿开混沌得乌金,藏蓄阳和意最深。”(明·于谦《咏煤炭》),将煤炭比喻为朴实无华的“乌金”(即“黑色金子”),燃烧自己,奉献光和热,因而有“太阳石”美称。
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(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)兴起,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,工业用火成为主流,低热值的薪柴难以满足巨大的能源需求,而以高热值著称的煤炭成为第二代主体能源。正是“煤炭与蒸汽机”邂逅,实现了人类第一次能源转型,即由薪柴转向煤炭的飞跃,使人类缓慢进入了第二个能源时代——煤炭时代。
神话传说——揭开人类获煤烧煤的神秘面纱
上古时期,煤炭能燃烧是如何被发现的?煤炭又是如何被获取的?在中国,无论是“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”传说(《列子·汤问》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),还是“老君爷耯[(huò),古同“获”]煤”——静乐(盛产煤)传说,抑或是“老君爷种煤”——襄垣(古邑煤乡)传说,都主要发生在今山西境内——“乌金之乡”。无独有偶,女娲氏“炼石补天,抟土造人 ”是河北邯郸涉县中皇山传说(这里有始建于北齐时期的娲皇宫——被誉为“华夏祖庙”);“老君赐煤”是河南中岳嵩山传说。从这些关于煤炭的神话传说中可以寻找蛛丝马迹,进而揭开人类获煤烧煤的神秘面纱。
目前,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者当数山西的“女娲补天”传说。其一,史料为据。明代平定知州陆深在《河汾燕闲录》中考证:“史称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,今其遗灶在平定之东浮山。予谓此即后世烧煤之始。”推测阳泉市平定县的东浮山,即为女娲炼石之处,这应是烧“煤”的开端。其二,碑刻为证。东浮山娲皇庙中还存有陆深的《浮山遗灶记》碑刻,显示女娲补天所用的五色石,即用当地之煤作燃料炼就。其三,塔火习俗。因煤而盛、因炭而旺的山西特有民俗——盛行千年之平定元宵塔火,又称“棒槌火”,更是意在沿袭“女娲炼石补天”的壮举。看来传说中的“三皇五帝”时期就已经开始烧煤了。
不过,5000多年前的炎帝,利用煤自燃特性(特指煤不经点燃而自行着火的现象)将生食烤熟,说明煤是古人在用火过程中被发现并逐步被认识的。正如东晋王嘉《拾遗记》载:“此石出燃山,……昔炎帝始变生食,用此火也。”因此,“炎帝为火师”,并以火得王,更被尊为“火神”。煤本身是一种可燃物,优质煤更易燃,如贺兰山煤层自燃,从清朝至今燃烧300多年而不灭。
还有,“老君爷”即“太上老君”,是道教“三清”中的道德天尊。“他用的是八卦炉,烧的是太阳石。”所谓“太阳石”——“此乃太阳神提炼的大地精华”,这应是对煤的最高褒奖。因此,太上老君不仅被誉为“山西煤窑神”[怡安《中华民间经典故事会·窑神爷:土特产传说》(2010),中国境内现存最大的老君庙就在阳泉市郊],而且被誉为煤炭行业的保护神——“窑神爷”。
从全球煤炭资源看中国,中国煤炭储量位居世界第二,仅次于美国,中国还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和煤炭消费大国;山西煤炭资源位居“全国之冠”,素有“煤海”之称,更是被誉为中国煤炭的“定海神针”。从人类文明与华夏文明看山西,山西的西侯度文化遗址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把圣火燃起的地方;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、炎帝在山西生活过,山西有“华夏文明摇篮”之誉。这或许就是有关煤炭的神话传说在此诞生的物质基础与文化基因。
考古发掘——佐证人类利用煤炭的实物证据
远古时代,煤炭究竟是何时被发现的?何时开始被用作燃料的?目前尚难给出准确答案。煤炭的开采和利用情况又是怎样的呢?这些疑问都可以从考古发掘中去发现端倪、找寻实物证据。
发现煤炭在辽宁新乐古文化遗址中,发现了精美的煤精制品(经鉴定为抚顺煤精,碳-14同位素测得距今约7250年),同时还有不少煤块,然而并未发现明显的将煤用作燃料的痕迹,或许当时的新乐人只认识与煤共生的煤精这种有机宝石,尚未认识到煤的可燃性能,不过这却是我国最早发现煤的见证。
商“煤为薪”在新疆伊犁的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——青铜时代晚期的聚落遗址,发现距今3600年的用煤遗迹,不仅有灶(火塘)、灰坑,而且有大量燃烧过的煤灰和煤渣、未燃尽或未燃烧的块煤、煤堆和煤矸石等,还有冶炼遗迹——坩埚、炼渣、风管和陶范等,历时600年之久,所用之煤应来自遗址附近露天煤矿。证实那时的吉仁台沟口人就已充分认识到煤的燃烧特性,并广泛用于炼铜冶铁(出土的铜刀和铁块为证)、防潮干燥(层层铺撒于室内地面的煤灰和煤渣为证)等生产生活中,尤其对我国新疆乃至中亚冶金史意义重大。
煤样(距今约3600—3000年),尼勒克县吉仁台沟遗址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视觉中国 / 供
铁骨汉风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平陵汉初冶铁遗址(当时的冶铁中心),发现煤块、煤渣及经加工制成的煤饼。河南更是发现了数十个汉代冶铁遗址,著名的有巩义市铁生沟遗址、郑州市古荥镇遗址和南阳市瓦房庄遗址(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古代最大的冶铁遗址)等,均临近宜阳——如今的产煤和产铁大县。可贵的是,洛阳市吉利区一座大约为西汉中晚期墓葬中,出土的冶铸铁用坩埚的内、外壁和底部,附着熔炼后残留的铁块、炼渣、煤块和煤渣。这都足以证明西汉时期山东、河南一带就以煤作燃料冶、铸铁了。
汉瓦宋瓷河南堰师——汉魏洛阳故城发掘出东汉烧煤瓦窑遗址群,无论是在窑址火膛和灰坑中,还是在附近的废弃堆积层中,都发现了大量煤渣或煤渣堆积,表明它们均以煤作燃料,似乎直接使用散煤,且用量很大,是迄今发现的较早用煤烧制砖瓦的例证。更神奇的是,宋代煤烧瓷窑址发掘出20余处,著名的有河北曲阳定窑址和邯郸磁州观台民窑址、河南宝丰汝瓷官窑址和禹县钧窑址、陕西铜川耀州窑址等,其宋代地层内普遍发现煤灰、煤渣、未燃烬的煤核、原煤块,以及碎木炭和草木灰,说明当时烧窑燃料以煤炭为主,兼有木炭。
焦炭冶铁研究表明,用煤炼铁,铁中含硫量增高。最具代表性的铁铸件莫过于河北沧州铁狮“镇海吼”,重达32吨,铸造于公元953年,已被确认用煤冶炼铸造而成。宋代以来,我国更是出现了将煤炭炼成焦炭来炼铁,比用原煤含硫量低。譬如,河北峰峰矿区观台镇的三处宋元时期炼焦炉遗址——著名的六河沟煤矿所在地,盛产焦煤,其传统土法炼焦延续至今;广东新会的南宋咸淳年间(公元1270年左右)炼铁遗址中出土有焦炭。令人感叹的是,焦炭炼铁好处多,不仅提供热源,还兼具还原剂、骨架支撑和供炭三大功用。
唐宋采煤唐代以前或以露天采煤为主,至宋代才大规模采煤,地下采煤相应增多。河南密县苇园村发现一处唐代采煤古矿井——有竖井和斜井之分,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比较正规的唐代地下煤矿遗址。河南禹县神垕[(hòu),古同“厚”]镇发现一处北宋地下煤矿遗址,而神垕镇又是宋代“五大名瓷”之钧瓷的故乡,当时烧造钧瓷之煤当取自此古煤矿。最值得一提的是,河南鹤壁的宋代采煤遗址,圆形竖井深约46米、直径2.5米,古巷道4条、全长约500米、采煤工作面10个,油灯照明(百余个灯龛);还有铁铲、木制辘轳、柳条筐、扁担、石砚及瓷器等采煤工具和用具;采煤时先内后外逐步撤退,还有排水系统;附近的鹤壁集瓷窑遗址,或用此处所采之煤烧瓷。这是一座北宋时期的大型地下煤矿,更是我国乃至世界迄今发现的技术设备先进的一处古代采煤遗址。
总之,我国早在7000多年前就发现了煤,采煤为薪并炼铜冶铁可能最早始于商代初期,大量用煤炼铁、制砖瓦或许始于秦汉(古语云:“秦砖汉瓦”,至少可以说明秦汉时期已经足以烧制品质精良的砖瓦)。宋代以降,开始大规模采煤用煤,首创了焦炭炼铁,还拥有当时最先进的采煤技术。应该说,这些考古实例或历史遗存,是我国灿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于用煤作燃料取暖做饭、炼铜冶铁、烧陶制瓷的历史记载缺环,无疑起到了补史证史的作用,尤其是煤饼和焦炭的发现和应用,在我国煤炭史和冶金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河北沧州铁狮“镇海吼” 视觉中国 / 供
文献记载——记录人类对煤认知的演绎过程
煤,从火,某声,俗称“煤炭”;其英文名称为coal,意指“一块燃烧着的没有火焰的炭(古英语中写作col)”或“燃烧(同glow)”。至于中文涵义——本义指烟灰,从前用松烟制墨,故引申指墨。譬如,唐代刘禹锡《畲田行》诗云:“红烟远成霞,轻煤飞入阁。”南宋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载:“中官欲于苑中作墨灶,取西湖九里松作煤。”然而,现代将煤定义为一种富含有机质(高于50%)的固体可燃有机岩,主要是由远古陆地植物遗体转变而成的碳化化石燃料。这不同于它的近亲——石煤,即由菌藻类等生物遗体构成,灰分大于60%,类似于劣质煤。其实,古代的煤与石煤不分家。
煤名演变我国历代对煤的称呼不一,并不断演变:先秦时,称“石涅”(《山海经》,据章鸿钊考证,“石涅”即煤);汉代,称“铁炭”(西汉·桓宽《盐铁论》);三国至晋代,称“石墨”(西晋·陆云《陆士龙集》,此“石墨”指“煤”,与今天所说的石墨矿物——一种化学成分同金刚石的结晶碳,不能相提并论)或“然(同燃)石”(西晋名臣张华称之,转引自明·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)或“焦石”(《拾遗记》);南北朝至元代,称“石炭”(南朝·雷次宗《豫章记》;南朝·徐陵《春情诗》;北魏·郦道元《水经注》;《隋书·王劭传》;唐·贯休《寄怀楚和尚二首》;北宋·苏轼《石炭歌》;元·刘崧《石炭行》);明代,始称“煤炭”或“乌金”[于谦(1398—1457)《咏煤炭》]或“煤”[陆深(1477—1544)《河汾燕闲录》]。
——煤之称谓“煤炭”或“煤”这一称谓,应是明代的于谦或陆深率先使用的。尤其是《河汾燕闲录》明确指出:“石炭,即煤也,东北人谓之楂,南人谓之煤,山西人谓之石炭。”并非网传“一直到明代李时珍(1518—1593)的《本草纲目》中,才首次被使用”,也并非“直至清初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中方称其为‘煤’”。不过,《本草纲目》的“石炭”条目下,确有“煤炭”“石墨”“铁炭”“乌金石”“焦石”等别名。此外,唐代时,日本僧人圆仁在《入唐求法寻礼行记》中提到山西产“石炭”,这或许是日本至今将煤称为“碳”的缘由。
记述煤炭我国最早的地学著作——《山海经·五藏山经》记录了煤的地理分布——三座产“石涅”(即煤)的山,分别是《西山经》中的“女床之山”(今陕西凤翔的岐山)、《中山经》中的“女几(或凡)之山”(或在河南宜阳;或在蜀郡——今四川双流的女伎山)和“风雨之山”(今陕西南部与川陕交界的巴山山脉)。今陕西、河南、四川等地确实盛产煤,从而印证了《山海经》中的说法。
——西方煤记罗马帝国时期(公元前27年—公元476年)开始利用煤,并且关于煤的最早文字记载,始于约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学者泰奥弗拉斯托斯(Theophrastus)所著的《石史》,书中记述了煤的性质和产地。然而,世界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(Marco Polo,1254—1324)在《马可·波罗行记》之“用石作燃料”中写到:“契丹全境之中,有一种黑石,……燃烧与薪(木炭)无异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。”可知当时一些欧洲人对煤还比较陌生。此外,美洲关于煤的最早记录已晚至阿兹特克时期(14—16世纪)。
宋“柴改煤”宋代为何会全面爆发燃料危机呢?原因有三:一是人口激增,极盛时突破1亿人口大关,对薪柴需求量急增;二是气候变冷,遭遇了新的小冰河期(公元985—1192年),对取暖用柴量陡增;三是手工业旺,冶铁、制瓷、煮盐等对薪柴消耗量剧增。这三重因素叠加,使本就濒临枯竭的森林资源遭了殃,就连枣树、桑树、栗树也沦为薪柴,到处都有百姓被冻死,这就是宋朝史无前例的“柴荒”,也是宋朝“柴改煤”的真正原因所在。可以说,宋代因薪柴这种植物燃料的供应捉襟见肘,才使煤炭顺理成章地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。
——宋煤交易宋代燃料官卖,煤也成了重要商品。首先,煤炭赋税。北宋都城汴梁(今河南开封)是最大的煤消费地,对进城之煤进行抽税,而特设炭场和税炭场。据记载,宋真宗景德三年(公元1006年),“今京城税炭场,自今抽税,特减十之三”(南宋·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)。推测当时京城的煤来自怀州、孟州等(今河南焦作、鹤壁)等地。其次,煤炭交易。主要是通过官府调拨煤炭发卖,以增加煤炭供应,并平抑煤炭价格,允许民间买卖煤炭,但也有权贵炒高煤价。据记载,仁宗天圣四年(公元1026年),“欲乞指挥磁、相等州(今河北邯郸磁县、河南安阳相州一带)所出石炭,今后除官中支卖外,许令民间任便收买贩易”;神宗熙宁七年(公元1074年),煤价为“每秤定价六十文”;哲宗元符三年(公元1100年),“石炭自近年官中收买,置场出卖,后来在市价转增高”。再次,炭场林立。为提高朝廷财政收入而增设石炭场,并以河北、河南居多,且其种类和功能各异。据记载,徽宗崇宁朝以来,“官鬻[(yù),意为“卖”]石炭,增卖二十余场”;重和二年(公元1119年)吏部状:“河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,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,京西软炭场,抽买石炭场,丰济石炭场,京城新置炭场。”(清·徐松《宋会要辑稿》)。恰如南宋庄绰《鸡肋编》记述:“昔汴都(开封)数百万家,尽仰石炭,无一家燃薪者”。反映了北宋开封居民以煤作燃料,可以想象当时煤的开采规模与交易盛况。
——白土寻煤徐州知州苏轼的《石炭歌》,不仅是研究徐州乃至中国煤炭史的珍贵史料,也是中国煤炭史上的第一曲赞歌。诗前小引:“彭城旧无石炭,元丰元年十二月,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。”明确了徐州采煤时间最早为公元1078年,产煤地点为今江苏省徐州市萧县白土镇。主体诗云:“岂料山中有遗宝,磊落如䃜[(yī),即黑色美石]万车炭。”“南山栗林渐可息,北山顽矿何劳锻。”阐明“白土寻煤”这一功绩,不仅发现了储量可观、品质优良的煤矿,而且解决了当时当地天寒少柴的燃眉之急,还使“南山栗林”即经济林木得以休养成材,也使“北山顽石”即利国(徐州当时的冶炼中心)铁矿得以顺利锻炼,甚至使整个宋朝的冶铁业得以迅猛发展,实现了从木炭冶炼到煤炭冶炼的华丽转身。
——宋煤产地宋代煤炭产地众多,有些地方至今仍是我国的产煤之地。北宋时,煤大多集中于中原各路,计有今河北、山东、陕西(南宋·朱翌《猗觉寮杂记》)、山西和河南等北方之地;南宋时,又新增今北京和河南的其他产地,还有湖北和江西等南方之地。恰如“彰德(今河南安阳)南郭村井中产石墨,宜阳县有石墨山,阳县(查证无果)有石墨洞。燕之西山,楚之荆州、兴国州(今湖北阳新兴国镇),江西之庐山、袁州(隶属今宜春市)、丰城、赣州,皆产石炭”(《本草纲目》转引南宋洪迈《夷坚志》)。
明煤认知历经数代对煤炭的勘探、开采和利用,累积到明代已有相当认知。《河汾燕闲录》对煤质进行评价:“坚黑而光,极有火力。”意为“坚硬而乌黑发亮,火力极旺”。明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之《燔石·煤炭》,不仅提出了煤的分类方案(煤分为明煤、碎煤、末煤三大类,其中碎煤又细分为铁炭和饭炭两种),而且记述了找煤方法(“凡取煤经历久者,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,然后挖掘深至五丈许,方始得煤”),还总结了采煤方法(“人从其下施镢拾取者,或一井而下,炭纵横广有,则随其左右阔取”),更详述了排除瓦斯(“初见煤端时,毒气灼人。有将巨竹凿去中节,尖锐其末,插入炭中,其毒烟从竹中透上”)和防止坍塌(“其上支板,以防崩压耳。凡煤炭取空而后,以土填实其井”)的措施。充分说明我国古代采煤业已达较高水平。
《天工开物》中描绘的明代挖煤景象
近代煤矿中国近代先后建成了河北开平煤矿、台湾基隆煤矿、安徽池州煤矿、山东峄县煤矿和江苏徐州煤矿等16个煤矿。最著名的当数开平煤矿——中国第一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近代大型煤矿,也是当时名扬天下的“中国第一佳矿”。开平煤矿地处直隶滦州(今河北唐山)开平区,明代就已开采,尚存煤窑数十处。1876年,唐廷枢受李鸿章委派勘察开平煤矿,并以“官督商办”形式成立“开平矿务局”。到了1898年,煤炭产量高达80万吨。至19世纪80年代末,天津已不再进口洋煤。弥足珍贵的是,开平煤矿堪称“新式煤矿”(中国近代采用西方机器设备和开采技术开凿建设的煤矿)的典范,有“中国近代第一矿”之称,在中国煤炭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
——唐山煤城一座煤矿不仅催生了、也托起了一座城市,唐山就是这样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。这便是“中国煤炭工业先驱”“唐山之父”唐廷枢(1832—1892)创办的开平煤矿——晚清时期一座世界级的大型煤矿,也是留给唐山这座城市最深刻最耀眼的历史印记。晚清重臣李鸿章(1823—1901)曾给予高度评价:“唐山煤矿出产既旺,销路亦畅,北洋兵商各船及各机器局无不取给于此。规模宏阔,机器毕具,自中国有煤矿以来,殆未见有如此局势者。”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(1874—1964)曾在这里以美国“白领”身份“打过工”,并为其日后成为美国总统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。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,开平煤矿像一条纽带,将唐廷枢、李鸿章和胡佛这三位历史风云人物联系在了一起。
煤之用途随着朝代更替,古代对煤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,不仅用于烹饪、温酒、煮茶、取暖,还用于烧陶、制瓷、炼铜、冶铁、铸造、煮盐,也用于入药、书写,甚至战争。
——炼铜冶铁考古证实我国将煤用于炼铜冶铁最早始于商初,但文献记载却晚得多。据记载,“故盐冶之处,大傲皆依山川,近铁炭。”(《盐铁论·禁耕》)这恰好印证了前述的“铁骨汉风”。另载,“龟兹(qiū cí)国,……能铸冶”(东汉·班固《汉书·西域传下》);“屈茨北二百里有山,夜则火光,昼日但烟,人取此山石炭,冶此山铁,恒充三十六国用”(《水经注·河水》引东晋名僧道安的《西域志》)。“屈茨”即“龟兹”,位于今新疆库车一带,为古代西域出产铁器之地,并可供当时36国用,足见汉晋时采煤冶铁场面当是何等壮观。到了宋代,煤不仅用于冶铁——有“河东(今山西)铁炭最盛”之说(《宋史·食货志》),而且用于锻铁——有诗“北山顽矿何劳锻”为证;还用于铸铁——有诗“为君铸作百炼刀”(《石炭歌》)和“本路(指河东路)铁矿石炭,足以鼓铸公钱”记载佐证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)。递及明代,煤“则人以代薪炊爨[(cuàn),即烧火煮饭],炼铁石,大为民利”(《本草纲目》),并强调“凡煤炭,普天皆生,以供锻炼金石之用。”其中碎煤之“炎平者曰铁炭,用以治锻”,且有“凡炉中炽铁用炭,煤炭居十七(十分之七),木炭居十三(十分之三)”之说(《天工开物》),阐明煤炭与木炭并用,且配方精准,或许利于炼铁。
——烧饭取暖考古发掘显示,早在商朝初年我国可能就已经利用煤炭来防潮、干燥或取暖做饭,而相应的文献记载要晚得多。《隋书·王劭传》讲“今温酒及炙肉,用石炭、柴火……”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·物异卷》也有:“无劳县(今越南境内)山出石墨,爨之弥年不消。”康骈《剧谈录》讲述了唐末洛阳一位豪贵子弟请客吃饭的趣事:“凡以炭炊饭,先烧令热,谓之炼火,方可入爨,不然犹有烟气。李使君宅炭不经炼,是以难以餐啖。”暗示做饭用的煤应是焦煤,且须炼成焦炭用。表明隋唐时已用煤烧饭、温酒和烤肉,但尚属奢侈(请客时方用)。不过,到了明代,已有专门的“饭炭”——碎煤之“炎高者曰饭炭,用以炊烹”(《天工开物》)。
——军需物资我国将煤用于战争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。据记载,“炉有两缶……每亦熏四十什,然炭杜之”(《墨子·卷十四·备穴》),大致意思是“炉中置备有煤,重四十斤,用燃烧著(着)的木炭给煤助燃”,用以防守城池。另载,“一日上三台(指铜雀、金凤、冰井),曹公(指曹操)藏石墨数十万斤”(《陆士龙集》)。囤积这巨量的“石墨”即是煤,对当时战争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唐杜佑《通典·兵五·守拒法》明确将“铁炭”作为一种军需物资,即可佐证。苏轼《石炭歌》诗云:“以冶铁作兵,犀利胜常云。”足见煤对宋朝国防军备的作用。
——烧陶制瓷考古发掘证实我国将煤用于烧陶制瓷最迟始于东汉,文献记载要更晚一些。宋神宗熙宁七年(公元1074年),京城开封一带连烧窑之煤,均已“自于怀州九鼎渡(黄河上的渡口)、武德县(今河南沁阳、武陟)”,并且“东窑务娉石乞将石炭出货,只以窑柴供应”(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),这是用煤烧陶制瓷的最好证明。有趣的是,宋代但凡著名的古瓷窑址,无论是河北的定州窑和磁州窑,还是河南的汝窑和钧窑,抑或是陕西的耀州窑,均无一例外地与含煤盆地息息相关。
——治病良药我国将煤入药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末年,当时的名医华佗就曾用煤治病。《本草纲目》详述了煤的医药价值:“气味——甘、辛、温,有毒;主治——妇人血气痛,及诸疮毒,金疮出血,儿痰痫”;选材——“入药惟用风化、不夹石者良。”。
——书写工具我国将煤用作书写工具最早可追溯至晋代。《春秋古地》云:“石墨可书,又燃之难尽,亦谓之石炭”(《水经注·浊漳水》)。至于《春秋古地》一书,清末民初杰出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认为,应是晋京相璠的《春秋土地名》。“石墨”即煤,可用以写字,点燃不易燃尽,又称“石炭”。《本草纲目》进一步证实:“石炭即乌金石,上古以书字,谓之石墨,今俗呼为煤炭。”
综上,从世界能源史看,中国是发现、开发和利用煤最早的国家,并弹奏出史诗般的煤成长“五部曲”:
第一部,发现煤炭,7000多年前的辽宁新乐地区,出土了与煤共生的煤精雕刻材料即可佐证,而发现煤的燃烧性可能要推迟至三皇五帝时期了。
第二部,商“煤为薪”,3000多年前的新疆吉仁台沟口遗址,发现有人类迄今最早的使用燃煤的遗存,证实了这是“世界第一缕煤火”在此燃起。
第三部,铁骨汉风。2000多年前的汉代,煤作为燃料大量用于冶铁、煮盐以及烧窑等手工业,形成“我国历史上煤炭利用的第一个高峰”。
第四部,宋“柴改煤”,1000多年前的宋朝对煤这种新型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,不仅拯救了宋朝能源经济危机,而且中国也因“柴改煤”这场古代的“燃料革命”脱颖而出,领跑世界,这在人类能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第五部,煤炭时代,200多年前,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就了煤炭,作为标志性能源的它,曾经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变革,更赢得了“工业粮食”的美誉。
有人说“煤炭时代”帷幕已徐徐落下,煤炭——这个曾经的时代“弄潮儿”,在“双碳”目标下的“能源革命”中或成“弃儿”。对此,笔者不能苟同,若能不断“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”,作为我国传统能源的煤炭,可以在国家能源安全中继续发挥“压舱石”“稳定器”作用,继续作为能源这个“大家庭”中的“常青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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